正确对待友情，不搞“小圈子”。古语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现在有少数领导干部热衷于拉帮结派，把自认为玩得来、信得过、有价值的人搞在一起，经营“小圈子”。有的拉老乡关系，结“乡亲圈”；有的拉朋友关系，结“友情圈”；有的拉同学关系，结“校友圈”；有的拉裙带关系，结“同僚圈”等。在圈子内用哥们义气代替组织原则，用圈内利益代替全局利益，“小圈子”演变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邓小平同志曾有过一段深刻的阐述：“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团结大多数，亲贤能、远小人，坚决不搞“小圈子”。

正确对待亲情，不放纵亲友。党员干部也有亲情，这是人之常情。但亲情再深亦应有度，家庭利益、亲人利益再高，也决不能超越法律和道德的规范。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只要他手中掌握权力，他本人及其家人都经受着拒腐防变的考验。当别有用心的人对干部本人的正面进攻不奏效时，就可能迂回从家庭成员身上寻找突破口。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亲情观，把握好亲情与原则的关系，对自己的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要加强教育，使他们树立普通人的心态和作风，不揩公家的油，不耍特权，不沾自己的光。对亲友要严格要求，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做违纪违法的事情，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时要及时加以制止和纠正。

正确对待“恩情”，不搞法外情。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古人说，论恩则丘山不胜，在道则湖海可忘。意思是说，即便是有人对你恩情如山高、似海深，但在“恩情”与“道义”发生矛盾的时候，也是要重道而轻恩。比如，对你有知遇之恩的人，或是大难时帮助过你的朋友触犯了法律，违背了天道，你也一样要秉公执法行大道，而不能包庇纵容。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处理好组织之恩、人民之恩和私恩的关系，把握好公与私、情与理的尺度，把党的培养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变成奉献党和人民事业的实际行动。

唐代白居易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通过自己的诗歌作品向社会公布个人收入与财产的古代官吏。刚入仕途时，白居易担任政府机关校书郎，是个抄抄写写的“文秘”，他在诗中说：“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不久，因表现不错，升为左拾遗，工资翻了一番，作诗：“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接着，外派到苏州任刺史：“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随后，白居易调回京城，为宾客分司，工资已是他刚入仕时的十倍：“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最后，为太子少傅时，工资最高，而且工作还相当清闲自在：“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到了晚年，他回到洛阳颐养天年，领到原来月薪百分之五十的养老金：“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白居易用这样的方式，不让别人有行贿的机会，也不给自己留下受贿的空间。

北宋宰相王安石善于诗文，一个地方官以为他肯定喜爱“文房四宝”。为投其所好，那人给他送去一方名砚，并当面对他说：“这方砚少有！”王安石问：“好在哪里呢？”那人答曰：“呵之可得水！”王安石一口拒绝，笑吟道：“纵得一担水，又能值几何！”对方见状，不得不带着砚石羞愧地溜之大吉。

明朝时李汰才华横溢，颇受朝廷重用。他虽然身居要职，但在钱财面前毫不动心。一次，李汰到福建省主持秋试。抵闽后，许多考生连夜上门行贿通路，被李汰一概拒绝。第二天，在科场的门上，高悬着一幅大匾，上面题诗一首：“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寒乾坤有鬼神。”

明朝永乐年间，监察御史吴讷奉命赴贵州巡视，返京途中，贵州地方当局派人追送百两黄金。吴讷不启封，挥毫在礼盒上题诗回绝。诗曰：“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言下之意，即使你勉强塞给我了，到前边我也要扔掉，绝不会收受带回。持金者无奈，终于悻悻而返。

清代张伯行在福建和江苏任巡抚、总督时，极力反对以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并写过一篇禁止馈送的檄文：“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事，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此文言简意赅，浩气凛然，表现了他对拒礼拒贿的深刻认识。这种严格自律，堂堂正气，使行贿送礼之辈望而却步。张伯行正是凭借着这种坚定的为官立场，成了“清廉刚直，政绩卓著”的楷模，从而彪炳史册。

自古以来，拒绝贿赂的方法很多，有的棒打喝止，有的题文自勉，有的明牌警告，有的厚谢婉拒。我们从古人这些拒贿的不同方式中可以看出，拒贿关键是自己要树立“以廉为美，以贪为耻”的人生态度，才能做到“风吹云动星不动，水涨船高岸不移”；才能始终保持一颗廉洁奉公之心，干净做事，清白做人。

保证廉洁文化供给。如果把企业看成小型社会，每个生产系统就是微型的亚社会。在企业，只要存在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或对生产经营的干预，就可能存在廉洁风险。而通过优秀廉洁文化的创造与供给，可以有效规范和约束企业职工的思想与行为，增强他们的拒腐能力和廉洁意识，营造清正廉洁、公道公正的氛围。保证廉洁文化的供给，需要加强对廉洁文化的系统研究，形成具有企业特色的文化品牌与核心理念。企业应立足自身实际，积极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廉洁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提炼廉洁文化理念，打造廉洁文化品牌，努力营造廉洁创业、廉洁兴企的浓厚氛围。在提出品牌与理念的基础上，以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表现，使廉洁理念深入人心。

加强廉洁文化引导。要大力弘扬廉洁文化的主流价值。在企业思想宣传工作中，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弘扬，大力传播廉洁文化，不断提高舆论对廉洁文化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要大力推动廉洁文化传播载体的创新。顺应时代发展，发挥新兴媒体在廉洁文化传播中的作用，除了利用楼、台、亭、阁、园等固定载体和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外，还要发挥网络、微博等媒体的优势，积极利用新兴媒体传播廉洁文化。要加强廉洁文化传播手段的创新。大力培育廉洁文化研究队伍，鼓励他们用企业员工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把廉洁文化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

发挥廉洁文化效用。要让廉洁文化真正深入人心、发挥作用，除了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成为廉洁文化的创造者，还要让其真正成为廉洁文化的享有者。要把廉洁文化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强化对生产经营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的监管，对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审批、招投标、质量验收等环节要全程监控。要深化党务公开、厂务公开，促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加强廉洁风险预警防控，通过对廉洁风险点排查、廉洁风险分级预控、廉洁风险提醒等，使廉洁理念固化于权力运行流程。要将廉洁文化融入企业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廉洁文化建设工作机制，以制度规范作保障，使廉洁文化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领域。（作者系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黄沙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据5月8日《检察日报》报道，戴伟中让朱水忠承接到工程，朱水忠感激不尽，总想找机会“重谢”。但他没有想到，戴伟中第一次就开出了460万元的价码，这比他预想的行贿数额200万元超出一倍多。戴伟中这个“财神爷”得罪不起，朱水忠想:既然戴伟中敢收大钱，以后就会在承包工程方面帮大忙。于是，他就为戴伟中支付了460万元购房款。后来，又为戴伟中支付房款及车位款320万元等等。

朱水忠的投入当然没有白费，他在戴伟中帮助下，获得18项与临港集团有关的工程，总价值达3.9亿元。朱水忠从中能赚多少纯收益，报道中没有说，我们不好妄加猜测。但他肯定不会做赔本的买卖。有投入就要追求回报，并且收益要高于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在权钱交易中比比皆是。

难道对权钱交易双方来说，这样的账都算得很精明吗?低成本真能得到高收益?这事，得辩证地看。

在案发前，可能真的如此。就受贿的官员而言，手握权力资本，只要点点头、签签字、拍拍板，就会得到感谢费、好处费，即使不是无本万利，也是低成本高收益。如戴伟中，利用掌握的工程招投标、建设款支付的审核、签字权，轻松“赚得”800多万元。对于行贿者来说，成本收益计算会更加精细。如朱水忠所想———既然戴伟中敢收大钱，以后就会在承包工程方面帮大忙。事后，他确实得到了很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行受贿双方的成本收益账本里，进行权钱交易之初，成本是明确的，而收益并非现实的黄金白银，只是一种预期的收益。对受贿者来说，行贿者承诺的感谢费、好处费事后未必能足额兑现。对行贿者来说，他对从官员手中得到的工程赚得的利益未必满意，甚至为了拿到工程建设款还要再进贡。

预期收益能否转化成现实收益，还不是最重要的。更加严重的后果是，一旦案发，一切不法的收益都会归零，甚至得不偿失。先说受贿的官员，只要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可能什么都没有了，包括政治前程、受贿所得、家庭幸福、尊严自由等等。如戴伟中，不仅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且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行贿者，境况也不会好。只要犯了行贿罪，不仅有可能坐牢，而且谋得的不法利益，可能被追缴没收。其劣迹只要入了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再想进入某地建筑市场或政府采购领域等等，还会受到几年甚至永久的限制。

从我国目前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看，行贿者、受贿者只能得一时之利、图一时之快，不可能永远安宁无虞。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被绳之以法，把吃进去的吐出来。所以说，在权钱交易时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只能是得不偿失的瞎折腾!

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不管是贪污受贿，还是炒房、入股、合伙做生意等所谓的“搞点经营”，都是凭借手中的权力，牟取非法的“实惠”。以所谓“经营”作为障目术，在见不得人的暗处搞权钱交易的勾当，虽然其手法十分隐蔽，但是，即使骗得了自己，却骗不了别人，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伸手必被捉的下场。正因为党员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大，所以，盯着他的眼睛多，群众不仅要看他的“明处”，更要看他的“暗处”；不仅要听他台上说得好不好，更要看他台下行得正不正。因此，党员领导干部要真正把握好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就要讲究慎独。

南宋哲学家陆九渊说：“慎独即不自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慎独，不仅不欺人，更要不自欺。而要做到不自欺，就必须通过长期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使精神得到升华、道德得到完善，真正达到文化自觉和廉洁自觉的崇高境界。

康德曾有这样的墓志铭：“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头上璀璨的星空与心中崇高的道德律。”当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真正成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心目中“崇高的道德律”时，廉洁自律就会成为他的自觉要求。他不论何时何地，不管是“明处”还是“暗处”，都能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只有真正“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才能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当前，面对社会上各种纷繁复杂的物欲引诱，党员领导干部更要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俭德以修身；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不断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控制和驾驭住内心的各种欲望，唯如此，才能真正为人民掌好用好手中的权力，永葆勤廉本色，处处显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高风亮节。（丁一）

“官清赢得梦魂安”，周敦颐说的不错。做个清官发不了财，致不了富，甚至要过清贫的生活，但却无愧于心，无愧于天，吃得香睡得着，不怕半夜鬼叫门，人便会气定神闲，泰然自若。

而与这“梦魂安”相反，一些贪官贪污受贿，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把钞票成百万成千万元地往自己腰包里装，可到头来又落得个什么下场呢?不是丢了乌纱，就是镣铐加身，锒铛入狱，甚至没了性命。即便侥幸逃脱，也是整天提心吊胆。“浙江天台第一贪”陈婉珍、陈珏夫妇潜逃13年，跟家人断绝了一切联系，曾先后搬过13次家。陈珏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手背、臂弯、腋下全都结满了痂，可不敢去医院，只好自己胡乱用药。陈珏开过摩的，陈婉珍则帮按摩店的“小姐”做饭来维持生计。海南贪官符洪，逃亡793天，每天都像惊弓之鸟，精神高度紧张，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时间一长患上了抑郁症，感觉生不如死。当回到海南自首时，他感到这是一种解脱，那天是他几年来睡得最香的一天……

一些贪官颠沛流离，离乡背井，备受熬煎，父母不能相见，妻儿不得团圆，平时看到警车、囚车双腿发软，听到汽笛、警笛会心跳加剧，草木皆兵，魂不守舍，匆匆如漏网之鱼，急急如丧家之犬。无休无止的惶恐与焦虑，对人的身心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折磨和摧残。

前些天读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德国的图林根市有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短寿博物馆”。博物馆收集了来自德国各地2000多位短寿者的档案，有文字，有照片，还有实物，形象生动地展示着短寿者各自的短寿经历、原因及对生者的忠告。

这些短寿者，平均寿命不足29岁，其中寿命最长者不过56岁，短寿者仅十几岁。他们中有功成名就的伟人，也有虚度年华、恣意糟践和挥霍生命的无聊和贪婪之辈。

最令人震惊的，是陈列于名人档案一旁的600名生活放纵者的短寿档案。一位叫伯兰·特隆的男子，从15岁到32岁离世时，频繁更换性伴侣多达56人，最终染上不治之症。临终时，体重80多公斤的他仅剩下25公斤!伯兰·特隆的遗像惨不忍睹，身体瘦如干柴，面目狰狞可怕，谁看了都会心惊肉跳。

人都希望健康长寿，没有谁愿做短命鬼。但放纵欲望，肆行贪鄙，无疑是在糟践生命，残害自己。从这层意义上讲，廉洁益身益心，是对生命的爱护与珍惜，而贪鄙则和伯兰·特隆的放纵一样，是一种自虐，是对生命的戕害与亵渎。（李文明）

从受贿到索贿，胃口越来越大

“索贿”、“索贿”、“索贿”……吴建文的一审判决书上，这样的字眼比比皆是。

吴建文生于1969年，199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国有企业上海新亚药业公司工作。

短短6年，他就被提拔为公司副总经理，之后又担任新亚药业总经理、董事长，新先锋药业公司总经理，上药集团抗生素事业部总裁，以及上药集团总裁兼新先锋药业公司董事长。

2001年，时年32岁的吴建文已经是上海新亚药业公司总经理，公司办公楼改建项目承包商郭某向他行贿20万元。起初接受这笔受贿，吴建文坦言：“很紧张，彻夜不眠。”

然而，贪欲渐渐膨胀。

据纪检部门调查，吴建文很快就不满足“你给我收”，而是直接向他人索贿，以各种理由“骗贿”。

2003年2月，吴建文向承包商郭某索贿12.8万元购买车位；当年又索取一辆价值51.8万元的丰田越野车；次年，再次向郭某索取100万元，用于在北京购房。

2007年5月，吴建文对求他在办公楼租售中“行方便”的吴某称，自己的外甥准备出国留学。吴某“明白这是找借口要钱”，于是将20万元打入吴建文指定的银行账户。

令人吃惊的是，2009年，吴建文明知组织上正在对自己进行调查，竟然还向他人索贿60万元。

吴建文月收入约3万元，已属高薪一族。但他看到身边医药商人发大财了，内心不平衡，于是谋求用权力换取金钱。

在吴建文帮助下，重庆煜澍丰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某获得了药品“兰菌净”的代理权，该药品每年销售额高达1000多万元。

法院一审查明，2000年以来，吴建文共受贿30多笔，涉案金额高达1187万余元，年均受贿120万元；伙同他人侵吞公款500万元；挪用公款3355万余元归个人使用，至今仍有1485万元未归还；隐瞒不报境外存款港币110余万元。

票子、车子、房子，贪欲难以满足

钱权交易进一步激发了贪欲，吴建文受贿的价码水涨船高。

2009年底，吴建文向寻求药品代理权的杨某索贿60万元。据杨某回忆，“我坐在他家客厅的沙发上，把装满钱的袋子给了吴。”

吴建文的前妻刘某提供了不少细节：“2003年，在自己家一处正装修的别墅里，行贿人吴某塞给我一个纸袋子，里面是20万元现金。”

除了收取现金，吴建文还让一些行贿人为自己办银行卡，要求行贿人不断“打钱入卡”，一次开口至少10万元。

2003年，吴建文向行贿人郭某提出，需要一辆越野车用于打高尔夫球。郭某于是以吴建文名义买了一辆价值51.8万元的丰田越野车。

2006年，吴建文又向吴某索取价值75.6万元的沃尔沃越野车一辆；吴建文还收受另一名行贿人朱某33.8万元购买的一辆宝马轿车。

吴建文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拥有多处房产，大多是受贿所得，或为行贿人资助。

2003年，山东某医药公司董事长彭某向吴建文提供了130万元，为其在北京海淀区购买了两套房产。2007年，吴建文收受上海韦诺药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石某提供的南京栖霞区一套房产，时价112.7万元。

监管力度仍不足，国企高管应公示财产

吴建文不到30岁即担任国企高管，可谓平步青云，他精通业务、头脑灵活，但由于自律不严，他律缺失，最终难逃幻灭。从少年得志到贪腐堕落，吴建文案引起了社会关注，也给有关组织监管部门敲响了警钟。

纪检、司法机关表示，当前针对国企干部犯罪的预防和惩戒，客观上还存在监管力度不足、资金财物流转较为复杂的情况。

例如，吴建文长期兼任下属两家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造成董事会和经理层“一人说了算”，为吴建文贪腐提供了可乘之机。

专家表示，吴建文的情况并非孤例，一些地方国企高管不时爆出贪腐大案，表明了国企监管的缺失。

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林东品指出，当前不少国企设立了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漏洞；其次，未上市国企也应该进行信息披露，以便于公众监督；此外，国企高管还应实行“财产公示”。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孙万怀说，“应该看到，党纪国法有关国企高管的制度规范已经不在少数，当前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将这些制度落到实处，在执行方面下功夫。”（新华社记者杨金志、黄安琪、陆文军）

加强反腐败斗争，既要抓好“顶层设计”，从“大处着眼”，也要从“小处着手”，消除滋生“边缘腐败”行为的土壤。

首先，前移防范关口，落实前瞻性管理措施。针对“边缘腐败”行为往往介于纪与法、情与理、公与私、是与非之间，很容易模糊人们视线的特点，要在坚持经常性反腐倡廉教育的基础上，加大警示教育力度。认真研究“边缘腐败”的产生根源、滋生环境、诱发因素、表现形式、发展趋势等内在规律，找到“边缘腐败”行为的“软肋”和“死穴”，找准防范惩处“边缘腐败”行为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边缘腐败”行为的具体办法措施和标准要求。抓好务实性述廉，把是否有“边缘腐败”行为纳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述廉的重要内容中。进一步健全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尽快立法，使之成为具有强制性、威慑力的法律规范。

其次，强化监督制约，消除“边缘腐败”滋生土壤。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把权力运行、公共管理、服务公众的各个环节都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让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都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加强财政资金监督管理，遏制日益盛行的奢侈浪费之风。大力激发群众共同参与防范“边缘腐败”行为的热情，在人民群众中树立防范“边缘腐败”行为人人有责的意识。有效拓宽和畅通防范“边缘腐败”行为的举报投诉渠道，建立完善书面、电话、网络三管齐下的举报投诉体系。

最后，加强制度设计，严格落实各项惩处措施。对“边缘腐败”行为的概念、内涵及表现形式、查处标准、惩治措施要有明确的规定。抓好统筹协调，建立健全责权利相一致、部门行业相协调、点线面互为补充的防治“边缘腐败”行为的制度体系。健全完善明察暗访和信息通报制度，切实加大对“边缘腐败”行为的处罚力度。(网友：南村花草)

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一般理解，官员如果不是主动索取他人财物，而是被动或放任地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则必须同时具备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于是现实当中，“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便成了很多贪官可以钻的空子。

那么，“收钱没办事”真的可以成为贪官们为自己巧妙受贿的有效辩解吗？当然不能。实际上，受贿罪的本质是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为政清廉、廉洁从政的制度，也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廉洁义务。至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不应当影响受贿罪的成立。现实中很多行贿人送财物往往并不是要求受贿人当即兑现请托，而是考虑到受贿人大权在握，行贿时并不一定提出具体的要求，只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远期投资。而受贿人对于送财物者的意图当然十分清楚，虽未明确许诺为对方谋取利益，但是双方都心照不宣。这虽然与典型的“当即兑现”进行的贿赂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上仍然是“以权力为支点的特殊交易”。

因此，最高法下发指导案例，作出“收钱没办事一样算受贿”的规定，折射了法律实践的进步，既体现了对受贿罪认定的政治伦理要求，也顺应了民众对反腐败工作的要求。那些企图以“收钱没办事”为自己开脱的贪官们、准贪官们当以此为戒，莫存侥幸之心。

从一些干部腐化堕落的轨迹看，除干部自身党性不坚定外，多数干部“湿身”都有身边朋友的“暗中相助”，迷失在江湖义气之中，沉醉于有福同享之誓。

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似不恭，却极富哲理。“慎友”是国人通过几千年血泪教训得出的“箴言”，对于为官从政的干部而言更为适用。因此，干部给自己立个“友诫”，并择善而交，很有必要。个人认为，干部当有“三不交”：

一不与富豪交，对企业主等富豪，除正常业务和工作服务外，切忌深交近走，因为交往过密，在他们的“富裕优势”下，也许会心理失衡，产生盲目攀比的心理；在他们的“金钱攻势”下，也许会成为金钱的奴隶，滥用手中权力；在他们的“心理强势”下，只有用权力来“强盛”自己，以实现交往的平衡，殊不知，权力不是自己的，伪装不了自己的“强盛”。

二不与权贵交，权贵都是自己的上级，保持职位敬仰虽然必要，但切不可搞人身依附，更不可削尖脑袋跻身于显贵的圈子，如若那样，就少不了仰人鼻息、看人脸色，唯唯诺诺、惟命是从，成为无柱的贱骨头、无主的游走魂，获得的除了残杯与冷炙外，只有低贱和悲摧。

三不与名士交，煊赫于世的名士大腕，不是干部的同路人，请题词、要签名、求合影，低俗也无趣，辱没自己不说，还得拿组织给的职位当支点，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作本钱，补平自已与名士交往的鸿沟，以期获得名士的青睐。

如果每名党员干部都不媚权、不羡富，不慕贵、不图名，择善而从，绝缘“湿身”环境，定当潇洒快乐、本色自然，就如山顶明月、江上清风。(网友：匐茎)